主持人：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庭院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它的创办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9年前，林毅夫孤身一人游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追求经邦济世的人生理想，29年后，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供他施展抱负的舞台已经不再只限于中国。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将于今年5月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为什么会获此重任？他通往世界银行的路又是怎样走过的呢？

　　2008年2月4日，林毅夫被正式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是世界银行首次任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其实对于林毅夫本人来说，这种身份的转换开始于2007年11月，他偶然接到了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的电话。

　　主持人：你接他的电话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下接到的？

　　林毅夫：因为我是首席经济学家的顾问嘛，那么所以这个电话对我来讲并不稀奇。但接完电话以后，他就讲说他要卸任了，那么想推荐我去当这个下一届的首席经济学家，问我感不感兴趣？

　　主持人：你当时有没有直接做出回应，是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

　　林毅夫：我知道这个他一般遴选的过程，一任首席经济学家他要分离职前和离职后，他会成立一个遴选委员会，那么遴选委员会当然会考虑一些人选，当时我认为，我并不是唯一的人选。我想说那我考虑几天，看我感不感兴趣，所以他就等了两天。

　　主持人：那两天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想清楚了吗？

　　林毅夫：基本清楚，基本清楚。我发现这不矛盾，因为到世行去的话，当然它的目标是帮助世界上所有发展中的国家，那么我相信，要是透过世行这个位置，能够帮助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那么我相信给中国的发展也创造更好的一个外部的环境。想清楚了，好像是答案很显然的。

　　2007年12月16号，世行行长佐利克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与林毅夫进行了一次面谈。这次面谈对林毅夫最终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我们很感兴趣，你们两位之间都交流了一些什么东西？

　　林毅夫：首先他了解中国现代改革发展的阶段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国想要怎么解决？然后想听取我个人的看法。当然我知道他来跟我个人进行这个交谈的时候，可能是跟他这个在正在考虑谁合适当首席经济学家有关。那么我们谈的问题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就是中国的问题。慢慢地就谈到了我对世界发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这些问题我当然也有一些见解，交流得还不错。

　　主持人：那谈到这个是不是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位的问题了吗？

　　林毅夫：谈到，他说你干脆到临时推举名单当中，如果你有机会会不会接受？我说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也是会考虑的。

　　2008年1月16号，也就是佐利克与林毅夫面谈的一个月后，林毅夫接到了佐利克打来的电话，他被正式提名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主持人：当你接到这个最后确认的电话的时候，确认自己的确是即将成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和世行的副行长，心里在想什么？

　　林毅夫：我想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但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大家知道我是第一个从发展中国家来的首席经济学家，那么大家有很高的期望。

　　主持人：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我想我个人的优势吧，还是因为我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我能够比较深地了解中国的问题，然后从这个了解过程当中，能够提出一些不同于大家的看法。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太接受，但是渐渐地大家觉得我的说法还是有独到的地方，然后把这样对中国的了解提高到一个比较一般的这个理论的层次，不是一个个案的，不仅是个案的了解，而是说了解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从中了解过程当中，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性强的理论，这是我的优势。

　　主持人：中国的发展因素，对于你的当选有多大的？

　　林毅夫：我想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你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为数虽然不多，但也不少。那么会选择来自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话，我想最终还是因为中国这30年改革发展的经验，它能得到世界的肯定。尤其它是改变了世界上很多学者对于发展的问题，对于转型问题的看法。那么我觉得，要不是中国这几年取得的成绩，绝对不可能有我个人到世行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世行去工作，那么这次到世行去工作，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意外的惊喜。可以看到国内也挺高兴的，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春节礼物。

　　主持人：在当年你回到大陆以后，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为什么？

　　林毅夫：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你了解嘛，我想这个，我个人回到祖国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是说我在台湾有什么不满。在台湾其实不管是自己的亲人，还是老师，还是自己的长官，其实对我都很好的。那么我回到大陆来，这是我自己对历史，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认为对这个历史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所做的选择。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我自己是希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那么我不伤害任何人的话，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必须是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是消失了，蒸发了，因此，我采取一方面就是改个名字，也算激励自己吧，二方面也不对外任何宣扬。

　　主持人：为什么当时你会做出那样的一种选择回到大陆来，当时你想做什么事情？

　　林毅夫：我想你是学历史的，那么我其实内心里面更想的还是想当历史学家，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它的发展总是自己关心的。那我觉得这个历史发展的潮流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中国要统一才能够复兴。那么中国统一的希望应该是在大陆，那么所以回到大陆来，我想才能够对这个中国的统一，对中国的发展的进程做出贡献。

　　主持人：一个人能为这个进程做出多大的贡献，你觉得一次这样的一个迁徙能够为这个过程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林毅夫：我想不在于它的结果，而在于你是不是参与。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要统一，中国经济要发展，那么统一的希望在于大陆，那么大陆应该经济发展，而我个人如果能对这个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就能够对中国的统一的过程做出贡献。大小当然能力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力量。

　　1979年的中国大陆正走出十年动荡的阴影，刚刚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整个国家站在了经济发展新的起跑线上。而此时海峡对岸的台湾经济正加速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被引入台湾，林毅夫在台湾已经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来到大陆后，林毅夫却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主持人：那个时候祖国大陆MBA是什么是不知道的，而且您当时到了北大选择的学经济，是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还有什么其它的选择吗，为什么要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林毅夫：因为要了解这个社会体系，如果我想在这个地方工作，我不了解这个社会体系，那我就没有办法扮演我应该有的角色，所以我想学马列主义是了解当时的意识形态，了解当时社会制度必有的原因是什么？所以那个教育对我来讲还是非常宝贵的。

　　主持人：你是从哪个角度来形容那段教育对您是宝贵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台湾和大陆，它的经济体系应该说是完全两套不同的理论和体系。

　　林毅夫：最主要是了解中国的国情。跟里面他对一些大的历史的看法，我觉得是有不少帮助的。应该讲马列主义我们还是研究得很深。当时没有研究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刚才被介绍进来。但是从研究马列主义来讲，我们很多老师很多教授，他倾注一辈子的心血，他也是研究的非常深的。

　　主持人：学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接受不了的一些东西？

　　林毅夫：因为任何理论体系都是非常严谨的逻辑。那么马列主义对我接受起来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那么你沿着这个逻辑，你就知道它是一步一步怎么推论的，那么怎么形成的，所以对我来讲的话，那么帮助还是非常大的。而且里面有一些东西，到今天想起来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作用于经济基础。那么其实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来的。那么就是现在西方非常盛行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其实讲的同样是这个道理。

　　林毅夫在北大潜心学习，而那时的北大恰逢改革开放初期，校园里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就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林毅夫遇到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舒尔茨。

　　主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林毅夫：他在北大做了一场演讲，我帮他做翻译，他比较满意。所以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以后，他就写了一个信讲说，如果你到芝加哥大学来求学，感兴趣的话，他可以安排一个奖学金。

　　主持人：那么当时想过没有，去美国留学？

　　林毅夫：从来没有想过。

　　主持人：你是一个学经济的人，为什么没有主动的想过到经济学的，有人管它叫经济学圣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去学习，为什么你连想过都没有想过？

　　林毅夫：如果我要想过，我就从台湾去了，我就不用到大陆来了。

　　主持人：那为什么接受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林毅夫：当然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也是同样仔细考虑了以后，当然去学习，我了解的很多，我对两套体系都很了解，后来对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可以做出更好的贡献吧。

  1982年，林毅夫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指导下，开始了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

　　主持人：从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环境下，一下子就到了西方，到了这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们是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最出名的，就是这种变化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你怎么看待这个？

　　林毅夫：其实这个变化对我来讲，也不是那么大的冲突，因为前面讲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逻辑体系，西方市场经济学也是一个逻辑体系。应该讲起来，对很多问题他都有看法，这个看法不见得一样，但是它都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出发推论出来的，其实我发现，任何理论都一样，任何学问它最后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出发，然后来建立它整个的思想体系。

　　主持人：那么站在美国，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在当时80年代初，80年代中，对于经济的研究的水平，应该说还是有高下之分的？

　　林毅夫：那这样就不是自己做学问的机会了吗？但是并不是简单的把西方的理论拿来就使用，所以这个高、低是怎么定的，适用的就是高，不适用的就是低的吧。如果从这样来讲的话，也无所谓高下之分，国外理论可能研究的很深，但它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啊。那么国内的学者，不管是中层研究部门，或者是我们在理论界的，他研究问题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算得上一个高。

　　主持人：那么在美国的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林毅夫：最大的收获还是一个就是说对市场经济体系的了解，同时一个很严谨的理论，这个思维的训练。知道怎么样深入去观察问题，那么从问题了解它形成这个现象各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然后从这个了解当中，形成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或者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这样的一个理论思维的训练，跟理论研究范围的训练，我想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受益最大的。

　　林毅夫几乎将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提前一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证》被博士导师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主持人：为什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里面，你又选择把农村经济作为研究的重点？

　　林毅夫：这个有客观原因，有主观的原因。

　　主持人：都是什么呢？

　　林毅夫：主观的原因是中国的问题，农村问题是最大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要解决的根本的问题。那么中国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客观的原因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要外国学生博士论文是写他自己母国发生的问题。在1984年的时候，我想对中国来讲，最清楚的变化就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的成功。所以我一方面也关心农村问题，二方面当时农村改革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就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以中国的改革作为我的论文题目，所以也是一个与祖国关联的一个结合吧。

　　1983年，林毅夫在美国求学的第二年，他的妻子陈云英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了美国，这是他们在分别四年后的第一次相聚。

　　主持人：这四年的时间，有音信联系吗？

　　林毅夫：当然有，通过我在国外的亲戚，把信息带回台湾说我还在。

　　主持人：你们双方之间夫妻之间就是没有打电话？

　　林毅夫：那当然不行了。

　　主持人：通信呢？

　　林毅夫：那也没有办法直接寄啊。

　　主持人：比如说你的一封家信可以通过第三方再寄到你妻子那儿？

　　林毅夫：那倒是可以。有过。

　　主持人：你当时已经是一位两位孩子的父亲了，对于孩子的思念，那段时间我很想知道，这四年是怎么过来的？

　　林毅夫：当然是，做任何事情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当然我很幸运的就是说，我妻子很谅解我，她也跟我有相当共同的理想。那么你要追求一个理想，又不能同时做的时候，总是有人先做，有人后做，但是我相信我们理想是一致，我们心是一致的。彼此即使距离的非常远，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

　　主持人：那如果没有这次出国留学的话，恐怕你跟你妻子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相隔时间还会更长一些？

　　林毅夫：是，当时心里准备是更长一些。

　　主持人：你的心里准备其实是多长时间？

　　林毅夫：这个当时想到也许像王宝钏吧。原来确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准备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真的是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林毅夫：是的。

　　主持人：这种坚定不移的强大的追求，到底是什么？

　　林毅夫：我前面讲我一直追求的是自己内心的平衡。/在台湾发展当然不错，但是跟我追求的目标思想是相互冲突的，到大陆来，我可以追求我自己内心这么一个统一，那么这个统一跟社会是一致的。那我是比较幸运的人，我就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这个时代对我很好，这个周遭人对我都很好，那么一些事情都比想象的好，我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反过来看好像又取得效果好了很多。原来确实离开的时候，当时准备也许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主持人：追求自己的内心目标，一定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吗？

　　林毅夫：这就看你怎么定义幸福。幸福的定义，我觉得中国的，不管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还是佛家，我想最高的幸福还是内心的平静吧。

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林毅夫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又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这时世界银行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但林毅夫都谢绝了，他选择了回国。

　　主持人：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后，恐怕您还是要面对选择。

　　林毅夫：确实我回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我的老师，而且也有工作机会，那为什么要回来？第一个，你没有同行，没有可以人可以跟你直接对话，帮助你、激发你思想的同行，因为我是当时第一个从国外学成回国的。第二个也没有文献，也没有资料，你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家交流，那么你到中国来肯定是死了，能做出什么贡献呢。可是我觉得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到最好的就是说理论创新，是对新现象的直接了解，这是最重要的前提。

　　主持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1986、1987年的时候，刚刚提出来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根本就没有确立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你在西方所学到的一切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不见得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

　　林毅夫：这里面就关系到了在西方学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学到现成的理论，然后接受他的结论，想拿这个结论到中国来应用的话，那可能就出现像你所讲的不适用。但是如果你研究的你学到的是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个工具，那么你就要看这套工具在美国研究问题，可能做的贡献大，还是到中国来研究问题，可能做的贡献大。那么我发现，这个答案非常明显，在中国研究问题做的贡献会大，一清二楚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回来。

　　主持人：如果当年你是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也许会近一些？

　　林毅夫：我倒不觉得。这是可以讲说这个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追求吧。

　　主持人：为什么？

　　林毅夫：因为这是别人的评价。

　　主持人：那你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您有没有计划说，它也是我的目标之一？

　　林毅夫：我想不会，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出的理论能不能解释现象，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关键的。你如果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能够对亿万人有帮助，不得奖内心的满足还是挺大的。

　　主持人：但如果说，你做出来的研究被他们认可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林毅夫：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当然也不会反对，但是绝对不会是追求的目标。

　　1987年，林毅夫回到国内，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他直接进入影响到中国政府高层决策的研究核心。

　　主持人：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到国务院的一个研究中心？

　　林毅夫：回到国内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学校，一种是到政府研究部门去，那么其实我回国之前我跟很多单位写信，说我很想回国，那基本没有接到任何回应。

　　主持人：你都给哪个单位写过信？

　　林毅夫：基本有大学，也有其他社科院，还有其他的政府部门写信。

　　主持人：我觉得挺难想像的，为什么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留学生回来，居然没有回音。

　　林毅夫：因为他们很难想像我会回来。但是我想如果只要我回来就会有人要，回来以后，果然就很多单位就都张开双手欢迎。后来我其实选择是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因为那是直接研究改革发展的问题，那么对现象的把握，对问题的把握是在第一线的。可是当时我也在北大有兼课，所以也没有离开北大。

　　主持人：那段时间你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林毅夫：开始当然从农村问题作为主要切入点，研究农民的问题，研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研究农村金融发展的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但是后来这个问题研究就越来越广了，发现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其实不是在农村内部而已，还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主持人：学习的全都是西方的一些规范的经济学理论，然后到农村去做研究，有没有觉得不适应的地方？

　　林毅夫：这里面牵扯到就是说你带的是什么，你带的是观察问题的方法，还是带的西方的理论去套，如果你带着观察问题的方法，那就这个工具应该讲起来哪个地方都适用，中国有句话，送你一条鱼，是给一条鱼呢，还是教他怎么去钓鱼，怎么去捕鱼，那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一直学的是这种去捕鱼的方法，而不是接受一条鱼回来享用的办法。

　　从1987年到1994年，林毅夫在国务院的研究机构中工作了七年，这期间，他对中国发展转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农村问题、粮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都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的成果作为政府高层决策的参考。

　　主持人：你希望看到自己提出来的一些对现象的分析解释之后，被政府所采纳吗？

　　林毅夫：我作为学者就是建言献策，能不能够采纳，能够采纳最好，不能采纳继续说嘛，只要你觉得它是对的。

　　主持人：你会把它如实的向决策者去报告吗，还是说要考虑到他们能接受哪一点，不能接受哪一点然后我再润色一下？

　　林毅夫：基本没有考虑这样，因为我一般结合的都是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主持人：在学者和政治之间没有什么障碍？

　　林毅夫：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学者跟一个非常好的决策者，他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一个好的学者看问题不是拿现成的理论出发，带着这样的一个眼镜看问题，一个好的学者要研究问题，一定是不带任何理论，先直接看问题是什么，那么一个好的决策者，他必须解放思想，他必须实事求是。

　　主持人：这七年的时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林毅夫：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对中国问题的全方位的掌握。其实有很多问题有共同的原因，这里面其实很多道理其实是相通，比如说现在生物学里面讲细胞的基因是一样的，虽然它表现不一样，有的是头发，有的是眼睛，有的是皮肤，但是每个细胞你仔细研究，它的基因是相同的。那么其实研究中国问题也是这样子，它这个问题的表现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你如果把每个问题都研究清楚了，你发现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

1994年，林毅夫结束了在国务院研究机构的任职，和几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毅夫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了更加宽广的舞台。

　　主持人：为什么在1994年的时候，离开了国务院的发展研究中心，在北大成立了一个中国经济发展中心？

　　林毅夫：我想主要就觉得中国的现代化它需要不是一个人，它需要一群人，我们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那我们就要训练出一批懂市场经济体系的学生的年轻人，那么我们要训练他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群能够真正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研究中国的现象，然后来形成新的理论来教育学生，另外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没有切断我对政府建言献策的这个渠道，因为政府还是基本上只要有好的建议，他都会听的。

　　主持人：在你创办这样一个经济中心的时候，脑海中对它的构想是什么样的？

　　林毅夫：我想目标追求的也是很明确，当时有三个目标。第一个就是提供一个现代的经济学的教育，第二个是深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然后提出政策建议，进行理论创新。第三个是推动了我们经济学界跟国际的交流，一方面去了解国外的，同时也让国外了解中国的。

　　在林毅夫和同事们的努力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研究机构，在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这个独立的经济研究机构发出的声音。

　　主持人：我曾经看过一家媒体对你的采访，你当时说，就像军人最高的理想是希望马革裹尸牺牲在战场上一样，/说你的一种对自己的预期就是希望累死在自己的书桌上，为什么会这样？

　　林毅夫：这个当然是一种心态，但是你看真能战死在沙场的军人是非常少的，要累死在书桌上也不是那么容易。

　　主持人：这是经济学家的狡猾，把几率都算进去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最想做的是什么事？

　　林毅夫：我想这个研究是一直不会放弃的。因为我不管扮演什么角色，研究都是基础。我当老师，我教课，教好课，那么我没有研究我没有办法教好课。

　　这是2008年新学期的第一堂课，讲台上的林毅夫当天刚从欧洲飞回北京，他还来不及休息调整就直接走进了课堂。教课占据了林毅夫学术研究之外的大量时间，每学期他至少要开三门课，而他的课一直受到学生们的追捧。在学生的眼中，林毅夫不仅是满腹经纶的师长，也是备受关注的明星人物。

　　主持人：什么时候到世行去赴任？

　　林毅夫：5月底。

　　主持人：这个时间是谁的选择，是你的选择还是世行的选择？

　　林毅夫：世行倒是希望我早点去，因为他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去年十月份他就离职了，然后他希望我是2月底去，但是我后来跟他提出是到5月底去，因为这个学期的课已经安排了，所以作为老师还是应该把课教完。

　　主持人：那现在离到世行去，时间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状态了，没有几个月了，这段时间你准备做些什么呢？

　　林毅夫：首先还是把书教好，这个站好最后一班岗，再一个的话，因为是中心主任，要把中心的这些事情安排好，然后还有这些社会兼职的事，一方面还是在没有辞职之前把这些工作做好，二方面也要跟人家通知说我即将离开了，所以有一些该交接的交接，该安排的安排。

　　主持人：有了林主任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没有了林主任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会有什么区别呢？

　　林毅夫：我想会更好。

　　主持人：我认为这是一种谦虚的话。

　　林毅夫：不是，因为我也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心有很好的制度，我们中心，实际上是中心的教授会是领导的中心，不是我个人的，我们共事的基础决定了中心的发展，那么这个制度存在的，我相信我们中心的传统，我们中心未来的发展，应该就有基本的保证。第二个我们中心有能力的人很多，我相信新的领导人上来以后，那么他还可以给中心创造更大的舞台，更大的空间。

　　主持人：结束世行的这个任职之后，在四年之后你会再回到这个地方吗？

　　林毅夫：应该是的。

　　主持人：为什么？

　　林毅夫：这是最符合我自己的意愿跟兴趣的地方。

　　2008年5月底，林毅夫即将到世界银行走马上任。世界银行是全球最大的发展机构，拥有184个成员国和近万名从事发展工作的专业人员。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要管理世行庞大的研究部门，制定世行发展战略，而身兼高级副行长，他还要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在林毅夫之前，世行历史上有6位首席经济学家，他们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林毅夫：大家对我有很高的期望，那么对我来讲，可以讲说，也是一个很高的挑战，所以我实际上是抱着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接受这个新的任命。

　　主持人：那么在历史上，什么人能够担任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一般都还是在学术界有很高建树的这些著名的学者。因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位置，应该讲起来是经济学家在世界上最高的公共职务。那么他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学家追求的，可以说从亚当·斯密一开始，都是在研究为什么一些国家比较富有，一些国家比较贫穷，然后希望让贫穷的国家可以变成富有的国家，这是经济学家20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的一个问题。那么世行他可以讲说是国际上最大的发展机构，也是聚集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批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那当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位置，对世行它的业务方向，以及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跟它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后，对世界上可能发生的影响，应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机构。那么首席经济学家是负责这项业务，会是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

　　主持人：那在这段时间内，会不会也应该对世行进行一个预习的工作？

　　林毅夫：当然，同时要开始熟悉世行的工作，因为世界银行他这样一个"knowledge bank"，是一个知识的银行。从钱来讲，他当然也不是很少，但是它跟其他的商业银行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给发展中国家的任何贷款项目都要包含有新的知识的成份，那么首席经济学家他就要帮助世行来确定给发展中国家什么样的贷款项目，那么这个贷款的项目怎么样对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发展的问题，改革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推动的作用。

　　主持人：在世行的角度再去关注中国的问题，和直接就扎根于中国关注中国的问题会有什么不一样？

　　林毅夫：根本不一样，在中国的话，我们想每天都在这个地方，生活在这个地方，对于一些问题知道得会比较地快，比较直接一点。在世行是远距离，那么来关注中国，相对来讲会比较间接一点，但是各有好处，中国有句话，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后隔远一点的话，有时候可以看的更清楚一点。

　　主持人：四年之后，当离开这个世行的位置的时候，希望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林毅夫：我想我会尽我的力量去做，然后希望对世行追求的目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有所贡献，但是怎么评价还是让别人评价吧。

　　主持人：我希望在四年之后，当你从世行这个岗位上回来以后，我们能够继续采访你。

　　林毅夫：好，谢谢。

　　主持人串场：在对林毅夫的采访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对经世济民理想的执著追求，也许是命运对他的厚爱，他追求人生理想的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正好吻合，正是这不平凡的30年，使得他拥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正是分量越来越重的中国，将他托举到了世界的舞台。